母亲的手

那夜，我梦见母亲。母亲立于原野，背了落日、古道、竹里人家、炊烟、远山和大江，仰望与原野同样辽阔的天极。碧海青空中，有一只风筝如鲸，载浮载沉。母亲手中紧握住那线绕子，线绕子缠绕的是她白发丝丝啊。顷刻，大风起兮，炊烟散逝，落日没地，古道隐迹。远山坠入苍茫，而江声也淹没了母亲的话语……母亲的形象渐退了，我的视线却焦定在她那一双手。那一双巨手，竟盖住了我泪眼所能见的一切。那手，使我走入这世界之门；那十指，是不周之山顶处的烛火，使我的世界无须太阳的光与热。

母亲的手，在我有生第一次的强烈印象中，是对我施以惩罚的手。孩童挨大人骂、挨大人揍是难免的，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任何挨母亲打的片段来，连最通常的打手心、打屁股都没有。虽如此，母亲的惩戒更甚于打，她有揪拧的独门绝招。我说绝招，是说她揪和拧同时进行———揪起而痛拧之。揪或拧，也许是中国母亲对男孩子们惯用的戒法：慈母在望子成龙的心理压力地驱使下，总会情急而出此招。

我的母亲也正如天底下数亿个母亲一样，对我是“爱之深，责之切”的。特别是小时候，国有难，民遭劫，使得母亲对她的孩子们律之更严、爱之愈切、责之越苛。母亲之对我，虽未若岳母之对武穆，但是，在大敌当前的大动乱时代，大勇大义之训，使母亲与任何一位逃难的中国母亲一样，对子女的情与爱，可向上彰鉴千秋日月。在贵州安顺，有一年，家中来了远客，母亲多备了数样菜，这对孩子们来说，可是千载难逢的“打牙祭”的大好机会。我因贪嘴，较往常多盛了半碗饭，可是，扒了两口，却说什么也吃不下了。隔着桌子，我瑟缩地注视着母亲。她的脸色平静而肃然，朝我说：“吃完，不许剩下。”我摇头示意，母亲仍只淡淡地说：“那么就下去吧，把筷子和碗摆好。”在大人终席前，我不时偷望着母亲，她的脸色一直不好，也少言笑。到了夜里，母亲控制不了久压的情绪，一把拽我过去，没头没脸地按我在床上，反了两臂，上下全身揪拧，而且不住地说：“为什么明明吃不下了还盛？能吃饱多么不易，你不知道街上还有要饭的孩子吗？”揪拧止后，我看见母亲别过头去，坐在床沿气结饮泣。从此以后，我的饭碗内再没有剩过饭。

当然，母亲的手，在我的感情上自也有其熨帖细腻的一面。那时，一家大小六口的衣衫裤袜都由母亲来洗。一个大木盆，倒进一壶热水后，再放入大约三洗脸盆的冷水，一块洗衣板，一把皂角或一块重碱黄皂，衣衫便在她熟巧之十指下翻搓起来了。安顺当时尚无自来水，住家在院中有井的自可汲取来用，无井的便需要买水。终日市上沿街都有担了两木桶水（水面覆上荷叶）的卖水人。我们就属于要买水的异乡客。寒冬日子，母亲在檐下廊前洗衣。她总是涨红了脸，吃力而默默地一件件地洗。每洗之前，母亲总将无名指上那枚结婚戒指小心取下。待把洗好的衣衫等穿上竹竿挂妥在廊下时，她的手指早已被冻得红肿了。待我们长大后，才知道母亲在刚结婚的几年里，曾过着颇富裕的“少奶奶”的生活。可是，母亲那双纤纤玉手，在“七七”炮火下接受了洗礼，历经风雨，竟脱胎换骨，变得厚实而刚强，足以应付任何苦难了。

也同样是那双厚硬的茧手，在微弱昏黄的油灯下，毫不放松地督导着我们兄弟的课业。粗糙易破的草纸书，一本本、一页页，在她指间如日历般地翻过去。我在小学三年级那年，终因功课太差而留级了。记得把成绩单交给母亲时，我没有勇气看她的脸，低下头看见母亲拿着那张“历史实录”的手，颤抖得比我自己的还厉害。可是，出乎意料地，那双手却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。我听见母亲平和地说：“没关系，明年用点儿功就好了。”我记不得究竟站了多久，但我永远记得那双手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。

冬夜，炉火渐尽，屋内的空气更其萧寒。待我们上床入睡后，母亲坐在火旁，借着昏灯，开始为我们缝补衣袜。有时，她用锥子锥穿厚厚的布鞋底，再将麻绳穿过针孔，一针一针勒紧。我想，那痛苦的承受，大概就是待新鞋制好后，穿在我们脚上时，所换得的欣快的透支吧！

然则，就在那样的岁月中，母亲仍不乏兴致高涨的时候。每到此际，她会主动取出自北平带出来的那管玉屏箫和笛子吹奏一曲。母亲常吹的曲子有《刺虎》《林冲夜奔》《游园惊梦》和《春江花月夜》。那双手，如此轻盈地跳跃在每个音阶上，却又是那般秀美而富有才情。

去夏返台时，注意到母亲的手上添了更多斑纹，也微有颤抖，那枚结婚戒指竟显得稍许松大了。有一天上午，家中只留下母亲和我，我去厨房沏了茶，倒一杯捧给她。当我把杯子放在她手中时，第一次如此贴近看清了那双手，我却不敢轻易去触抚。霎时间，那双手变得硕大无比，大得使我为将于三日后离台远航八千里路云月找到了恒定的力量。

母亲的手，未经涂过蔻丹，也未经过任何化妆品的润饰。唯其如此，那才是一双至大完美的手。

（节选，有删改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