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们看过电影《一个都不能少》吗?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:河北省赤城县镇宁堡乡水泉小学的高老师要回家看望病重的母亲,村主任从邻村找来十三四岁的魏敏芝临时代课。水泉小学原先有34名学生,因为贫穷,每到新学期都有学生流失,最后只剩下28名。高老师临走时一再嘱咐魏敏芝:“一定要把学生留住,一个都不能少。”魏敏芝不负高老师重托,克服重重困难,终于留住了所有的学生,其中包括已经进城打工的张慧科同学。
《一个都不能少》将镜头对准贫瘠的农村,揭露中国农村教育中难掩的隐痛———频繁的辍学现象。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,中国教育的这一痛点正在逐渐消失,发生可喜的逆转。
变化一:党和政府已经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的基本教育方针,正加快缩小城乡、区域、校际、群体教育的差距。为了普及义务教育,1986年,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。2006年,新修订的《义务教育法》规定“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、杂费”。此后,进一步统一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“两免一补”的政策,即免学杂费,免费提供教科书,对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补贴寄宿费。为了方便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入学,国家又制定相关政策,明确规定义务教育经费可以“钱随人走”。截至2017年,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率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,在全球9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中率先实现了全民教育的目标。
变化二:坚持“扶贫先扶智”的思路,全力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,让农村的贫困孩子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。贵州乌蒙山深处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斗古乡位于牛栏江畔,河流两岸壁立千仞,天险自古有之。由于交通闭塞、经济落后,全乡只有一所学校———关口小学。偏远山村的孩子要想上学,每天凌晨4点就得从家里打着手电筒出发,翻山越岭两个多小时,才能到达学校。雨天或雪天,上学之路更为艰险。这就导致不少孩子辍学。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乌蒙山后,为了方便孩子就近上学,当地教育部门在大山深处新建了教学点,并选派优秀教师任教。学校还为学生配备了营养午餐,安排专人护送部分学生回家。从此,寂静山村响起的琅琅读书声,飘出了乌蒙山,飘过了牛栏江。现在,这所藏在大山里的学校,教学质量排在全乡的上游。其实,这样的学校在全国农村如同天上的星星,数也数不清。
变化三: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明显加大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,尤其是西藏、新疆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。不仅在内地学校办了西藏、新疆班,还兴建了多处西藏学校、新疆学校,让兄弟民族的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,开阔了眼界。为了帮助更多西藏、新疆学生提高学习质量,部分省、直辖市选派大批援藏援疆教师,赴当地任教。我与多位援藏援疆教师接触过,他们在雪域高原、天山南北,不仅留下了先进的教育理念、丰硕的教学成果,还留下了对边疆人民的大爱。山东省平阴县教师张云芝,2012年来到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支教。她经受了气候恶劣、水土不服、家庭连续出现变故的严峻考验,依然选择了忠诚和坚守,被评为“山东援疆支教先进工作者”。山东省济阳县教师曹庆胜,先后两次自愿报名参加了赴新疆、西藏的支教工作。他爱上了新疆的胡杨林、西藏的格桑花,更爱上了那一张张黑里透红的天真脸庞,那一双双求知若渴的明亮眼睛。他认为,在新疆、西藏的经历,是他人生路上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耳闻目睹支教老师的感人事迹,我情不自禁地赞叹道:“亚克西(维吾尔语:好)!”“呀咕嘟(藏语:好)!”
变化四:数以万计的教育志愿者拥向教育落后地区,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1998年,团中央、教育部联合实施了青年志愿者支教计划,迄今已从全国193所高校招募了18批14000多名研究生组成支教团,赴中西部20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600多所县、乡中小学支教。加上其他教育志愿者,总数量已达6600万人次。他们对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,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从1999年起,四川大学已有204人当上了志愿者,定点服务于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、甘洛、美姑三个处于凉山腹地的国家级贫困县。在教书育人的同时,这些志愿者援建了多个图书馆,捐献了大量图书、衣物、学习用品,积极探索从“输血”到“造血”的路径转变。在昭觉县火普村支教的志愿者曹礼勇,发现这里一下大雨,许多孩子就无法上学。于是,他与其他志愿者联合发出倡议,通过募捐,修建起一座长50米、宽20米的吊桥,使孩子们上学的路畅通无阻。大凉山飞出了金凤凰。300多名当地学生考上了大学,走出了大山,近5万彝族孩子受益。这座桥被当地群众称为“希望之桥”。
教育公平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大历史性成就。此时,我又想起了开头提到的那部电影的名字:《一个都不能少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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