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和儿童文学

遇上儿童文学，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。

在上大学之前，我没有听说过儿童文学。1981年，我到湖南师范学院（现湖南师范大学，下同）中文系读书的时候，中文系也没有儿童文学课。但是，到我读大三的时候，听低年级的同学说开了一门选修课叫儿童文学。我的一个同学很好奇，邀我一起去旁听。于是，我同她一起去了。

讲授儿童文学课的老师叫李晓湘。当时国内只有蒋风先生率先在浙江师范学院（现浙江师范大学，下同）恢复了儿童文学课程，李晓湘老师正是从浙江师范学院进修回来后，在中文系开儿童文学选修课的。因为是选修课，来听课的学生很少，加上我们两个旁听生，一共只有七八个人。那天，李老师讲的是童话。黑板上只板书了“童话”两个字，但这两个字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有时候你会发现，汉字是非常奇妙的，有的字排列在一起，不需要懂它的意思，你就觉得它特别美———看着“童话”两个字，我感觉它是奇妙而诗意的。那次课后，我其实再也没有去听过儿童文学课程，但我买了李老师推荐的《儿童文学教程》和《儿童文学作品选》。我一口气把作品选里的作品读完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儿童文学作品，第一次读到安徒生的《海的女儿》和《丑小鸭》。我被安徒生的童话深深吸引了，于是，我自己也尝试着写童话。

写作是需要学习和模仿的，然而安徒生是无法模仿的。他的童话都是他自己的生命故事，带着他自己特殊的印记。于是，我选择了另一个作家来模仿，那就是严文井先生。那本作品选里有严文井先生的《小溪流的歌》，我依样画葫芦，也写了一篇关于小溪流的童话，叫《两条小溪流》。作品写出来以后，我寄给了《小溪流》杂志社。这时候已经是1985年夏天，我大学毕业了，到郴州商业学校去教书，准备三年后考研究生。

1986年的一天，我收到了一份从湖南师范学院转过来的印刷品，是一本《小溪流》的样刊。我的童话《两条小溪流》居然发表了！

1988年，我考上了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儿童文学专业的研究生，跟随韦苇老师学习。那一年是韦苇老师第一次招收研究生。笔试上线的学生除我之外，还有其他几位，但他只能收一位。从成绩来说，我笔试和面试都是第一，韦苇老师毫不犹豫地录取了我。

研究生三年是我如饥似渴读书的三年。我几乎读遍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儿童文学作品，这些作品呈现的世界总是那么光明美好，我的心里也充满了光明。

我那时候上研究生，是将自己预设为学者的，将来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。因此，老师要求我们多读作品，却不主张我们写作。我也老实听话，自然没有写作儿童文学的欲望。但毕竟年轻多思，常觉韶华易逝，难免要伤春悲秋，于是，我写了不少散文诗。我以为散文诗反正不是儿童文学这一路的，老师也管不着。临近毕业的时候，因为要全心准备毕业论文，整日在资料堆里扒翻，觉得特别压抑，我想找个口子喷发一下，调剂调剂自己绷得太紧的神经。有一日突发奇想，我写起小说来了，还是一部中篇小说。我的论文写的是《童话的诞生》，我的小说写的却是家族情仇的故事，二者完全风马牛不相及。到我毕业论文写完的时候，那部中篇小说居然也写完了。

研究生毕业以后，我被分配到一家少儿出版社当编辑，那篇小说也在当地一家大型成人文学杂志上发表了。我是工作上的新人，我的名字一下子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。我的职业是少儿文学编辑，而我写的故事却是充满不道德的爱恨情仇。于是，私下里有人开始议论了：有好意的，也有不怀好意的；有以己度人的，也有说文如其人的。遭遇了这次风波，我决心从此以后不再写这种类型的小说了。儿童文学编辑要善于和儿童文学作家打交道，才能约得来好稿子，也才能改得出好稿子。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也尝试写一写，以免在作家们的面前显得太外行。于是，我终于提起大学时代搁下的笔，又写起童话来。

自此，我才算是真正“嫁”给了儿童文学，并且矢志不渝。

（汤素兰，国家一级作家，编审，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。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民进湖南省副主委，全国政协委员。创作出版儿童文学作品四十余部，曾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宋庆龄儿童文学奖、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奖、张天翼儿童文学奖、湖南省青年文学奖和毛泽东文学奖等奖项。多篇童话作品入选各版本教材，其中《红鞋子》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教材。）